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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迷”符号表意形式的历时演变，不仅反映了体育参与者的文化价值诉求上的转变，更揭示了体育竞技中政治、经济甚至人类自身发展的演进方向。贡娟认为体育竞技的文化内涵变迁与人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相呼应。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群体本位”阶段———古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个体本位阶段”———现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而“类本位”———当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是以人类共同体为价值本位，是人类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② 韩丹也持相同观点，只是她从球迷的观赛主体入手，将看台文化发展历程划分为三种模式：自然原始模式、自然经济模式与商品经济模式，对应看台主体由神到特权人再到一般人的发展过程。③ 不难看出，这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体育竞技发展与人类发展演变的内在同步性。
在体育文化的意义生产过程中，“体育迷”利用各种符号形式进行文化表意活动，通过具体的符号修辞转译形成新的表意形式，与体育运动主体和体育竞赛表演文本形成互动关系，由此共同影响体育文化的意义方向。需要强调的是，“体育迷”构成的“体育文化”是个总称，实际上是由不同项目的趣缘群体及不同的体育迷共同组成。每一个体育项目都会产生文化的参与实践者，形成独立的内部体制与“文化形式”。不同的体育项目因参与程度不同，其文化发展进程也不相同，比如“乒乓文化”不同于“足球文化”，也和“篮球文化”有所区分。本文以足球运动这一在社会有着广泛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体育项目为例，从符号修辞的四体演进视角对体育迷的表意历程进行梳理，分析体育迷在隐喻—转喻—提喻—反讽这四种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影响。
在体育竞赛中，运动员、比赛赛场及观众，构成了一个体育竞赛文本。体育竞赛文本是各方参与主体在共同的规则下进行竞赛表演，最终在竞赛内获得结果（输或赢）的结构性文本。体育竞赛文本有三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解释方向：一是以运动科学为标准的解释模式，对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姿态、运动速率、身体状态等，进行科学还原并加以分析，从而对体育竞赛进行科学解释；二是以现代体育所规定的普遍道德规范为标准，对运动员行为、比赛规则与规则执行，进行评价与解释；三是以审美为核心的解释模式，对竞赛博弈产生的战术策略、运动员审美性的运动表演进行美学阐释与审美评价。现代科学分析、体育道德规范与体育审美性成为文本自身的“解释标准”，它以每一位参与主体都具有批判或审美的辨识力为前提。
竞赛文本对文本解释意义的权威性引导，在形式上体现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建立文化空间的双重隔断。一是将体育竞赛的文化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相区隔。运动场被视为与日常生活相区别的独立文化场域，与日常生活空间的区隔，保证了这一文化空间内文本与价值的纯粹性，力图从文化空间斩断其与日常生活空间的相关性。二是在场馆内部，将观众席与竞赛表演场地进行隔断，从物理空间上对空间进行划分，明确区分出被观看的“表演的文本”与观众，使文本与观众保持距离。其次，文本内部的解释压力对所有文化参与者形成规范性力量。例如：在斯诺克运动中，观众在观赛过程中发出的任何声响都被视为噪音，观众必须为运动员创造安静的比赛空间。而对比赛精彩瞬间的反应和表达，只有在特定时刻———运动员完成击球或比赛结束才被允许。最后，观众与文本之间始终需要“保持距离”，通过将文本推向神圣的绝对地位，创造出区别于日常理解范式的解释模式，故意使观众对文本解释出现理解上的困惑与顿挫。观众想要获得“正确的”解释，就必须保持对文本与文本生产者的“敬畏”态度，并依赖文本内的解释要求。此“敬畏”的态度，是观众的意义接受完全顺从文本内部要求的解释方向造成的。此时，运动员及比赛本身作为文本生产者处于意义权威地位，规定着文化意义的方向。
隐喻阶段是“体育迷”未形成之前的观众阶段。此时“体育迷”的身份还未形成，“观众（spectator）”是文本接受者的主要身份。此时的“观众”不等于“体育迷”，更不等于“粉丝”。粉丝被称为“过度读者（ex-cessive reader）”。粉丝文化是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一种强化形式，他们可以利用文化工业产品创造出属于自身语境的意义与快感。与正常的受众相比，“粉丝们将这些符号生产转换为可在粉丝社群中传播，并以此来帮助界定该粉丝社群的某种文本生产形式。粉丝创造了一种拥有自己的生产及流通体系的粉丝文化”。⑥ 运动员、竞赛表演与观众共同构成体育竞赛表演的稳定的传播结构，其中，“体育迷”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是将竞赛文本带入日常生活的文化语境之中，建立以趣缘为核心的文化群体。
在早期的体育竞赛中，球员始终处于文本意义解释的主导地位，运动员与比赛几乎成为比赛的全部意义来源。追溯最早的足球比赛现场视频，可以看到，虽然赛场看台座无虚席，并没有发现球迷在看台之上展示出的当今球迷的集体图像，也没有当今球迷经过特殊设计表明立场的服饰。可见，至少在视觉上，球迷的表意还未跳出文本规范结构，还未形成的独有的各种集体表意，只有通过观众自我呐喊、喝彩、挥手等形式与场上球员产生互动，哪怕观众显示出极高的观赛热情，但对比赛文本的解释依然依附于球场内的比赛表现。
文本意义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连接，则是实现转喻的前提。正如陶东风先生对大众文化内在逻辑的精辟论述：“大众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灵活使用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并从中发现自己的意义，原因即在它能够在产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间发现积极的联系。”⑨ 转喻阶段的球迷主要特征正体现于此。球迷在体育文本内部主动寻找与个人生活语境的关联，有意识地将文本意义与日常生活的意义使用空间相连接，并出现个人文化经验对文本意义的“转译”。这时，球迷表达主动自觉，此阶段也被称为“主体性的觉醒阶段”。
此阶段，拥有解释权威的精美集团主导着竞赛文本的解释方向，观众很难从文本内部中寻找到建构文本的机会，因此不得不从外部寻找进入文本的身份和立场，利用外部文本的转喻，在观看体育竞赛中实现社会身份的挪用，从比赛文本外部寻找重新进入文本的契机，获得建构文本意义的立场。比如，利用体育竞赛文本中包含的社区、城市、种族等文化身份，与文本接收者的微观生活领域形成关联，以此获得体育比赛文本之外的社会身份，对比赛进行评价解释。
通过转喻与宏观主流文化的连接，球迷的主体性已经开始出现，他们通过对主流文化中身份的借用，开始拥有进入文本意义建构的社会合法身份。例如成为中国队球迷的前提，一定是先认同中国这个国家。解说员在解说中国队比赛时经常强调，“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在中国队比赛时，就一定要支持中国队。我们支持的不是一支足球队，而是我们的国家———中国”。这位解说员实际上是利用转喻，将足球与国家民族身份相连，利用这种连接，为球迷直接参与文本意义创造提供契机。进一步，在微观层面上，球迷具体的表意行动会体现在观赛过程中，使用彰显国家、民族、阶级身份的象征图像，如：国旗、国徽和民族特有的色彩，以此表明个人立场。有了这种转喻式的修辞，观众不必太过了解比赛文本的构成规则与建构过程，直接以比赛结果、赛事成绩就可以对比赛做出“合理”解释。比赛的胜负、运动员表现的好坏可以直接被放置在社会语境下进行评判。
社会身份的转喻使得文本接收者———观众获得解释比赛的合法身份，赢得冠军与国家荣誉在文化意义上转喻式地结合，体育竞技文本的目的与体育外部目的相结合。而观众的解释依然在文本内部并未改变，即使文本接收者对文本的解释走向文本之外，成与败、强与弱这些在文本意义结构中早已确立的评判标准，依然在文本的规则框架之中，引领着文本接受者的解释。但可以明确的是，在此阶段，文本接收者已经具有了对体育文本进行评价的社会身份、立场与权力。相比隐喻阶段，神话逐渐转变为关于正义的英雄故事，文本接收者开始有了决定文本意义的解释和评判机会。
如果说转喻是文本接收者作为文化主体的意识觉醒阶段，那么提喻则是其作为文化主体的实现阶段。在提喻阶段，文本接收者作为文化整体的部分，呈现出文化的整体意义。球迷不再是竞赛之外的他者，而是作为竞赛的一部分，参与竞赛文本的意义建构。在体育竞赛文本的意义建构中，球迷将自己与文本创造者放置在同等位置。二者保持着“正向”关系，即球迷与文本创造者在文本内的意义解释方向相同。依据文本规范，利用不同的表意形式对体育竞赛文本进行意义的建构。
Ultras在足球界是死忠球迷的统称，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其“最初的团体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政治动荡时期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Ultras逐渐分裂，并出现以非政治立场的体育身份进入赛场内”。⑩ Ultras的出现使得球迷文化有了独立的实践主体，他们不再单纯依靠体育外部身份进入比赛，而是与体育比赛文本形成共生关系。不仅如此，他们还具有了“粉丝”特质，即费斯克所说的“宣言式的生产力”在此时产生。“‘宣言’是对符号系统（一般是口语）的使用，它关于特有的说话者及其社会、时间语境。在一个局部的共同体内，‘粉丝’的言论意味着对‘粉丝’文化客体特定意义的生成与传播。”⑪ Ultras在体育比赛文本内部产生，他们依靠体育比赛文本生产出自己的“宣言”。如：与球队相应标语、巨幅图像和拼图等图像表意形式；也创造出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队歌，如：英国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队歌“Youll Never Walk Alone”、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的“Blue Moon”等都具有广泛的传唱度，“Blue Moon”甚至被猫王演唱过。
Ultras不仅区别了观看参与的普通球迷，更要求团体之间无论表意形式还是文化立场都具有鲜明区别。即使支持同一家俱乐部，不同的Ultras之间也具有不同的立场。“‘粉丝’极力维护他们内部明显或不明显的界线。文化领域的这种偏爱（discrimination）被映射为社会领域的区分（distinction），‘粉丝’群体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界线被同样地标记和侦查。”⑫ 面对不断增长的粉丝数量，使用共通的文化符号很难在粉丝之中形成“差异”，因此已有球迷文化内部开始出现“裂变”，每一个群体都要创造具有“差异”的子文化。Ultras就是粉丝生产性消费而导致的文化“裂变”的产物。在球迷主体身份的刺激下，具体的表意形式开始演变成独立的单元。最具特点的是在视觉领域，TIFO文化的形成。
TIFO文化起源于意大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人在观看角斗表演时将自己家族的图像挂在场边。随着议会制度的建立，古罗马迎来了共和时代。角斗表演就成了古罗马上层贵族拉选票与彰显贵族身份的重要形式。不同的支持者在角斗场内壁挂起家族的徽章，彰显家族的地位，以便获得政治上具有投票权的自由民的青睐。虽然当时的竞技场看台上出现的视觉图像与当今足球场内出现的TIFO图像有所不同，但可由此追溯到TIFO图像出现的最初形式。随着现代体育的发展，TIFO也呈现出发展的状态，可以将TIFO分为微观与宏观两类。微观上，TIFO就是球迷在球场看台用以展示集体立场与情绪的大尺幅图像。宏观上，TIFO可以是“体育比赛中球迷为了表现其观赛情绪而在看台上展示的一种体育视觉图像作品”⑬, 包括：球衣、烟雾、围巾、标语、看台巨幅图像等视觉化的表意形式。
任何视觉图像都可以看作提喻，因为图像都只能表现出对象的部分，无法表现出全部。在此阶段，球迷不再只是“无情的看客”。其在观赛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表意形式，表达自己的立场，完成自己球迷角色的塑造，充分介入体育竞技表演之中，影响比赛的进程与结果。在提喻阶段，球迷有了丰富的文化表意形式和相对独立的文化社群，与文本创造者的关系逐渐走向平等。虽然球迷在此时获得平等的话语权力，也与文本创造者保持看似平等的关系，但随着文化的深入发展，接受者们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需求也变得多样。随之而来的是正式文化反讽阶段对文本意义规范的彻底冲破。
谢克纳认为：“所有的客观存在都是存在，所有的存在都在行动中，凡是自我指涉的行动就是表演。”⑭ 把社会生活中的七种行为都归纳进表演之中，其中他将体育归为仪式表演一类，区别于日常生活的表演，明确了体育与日常生活分别属于不同的表演空间。如果将体育竞赛看作仪式，那么球迷最开始只是仪式中的参与者，只是接受仪式“福泽”与“宣判”的群体。球迷所处的日常生活空间应当与体育竞赛的“仪式空间”保持距离。但当球迷表意形式发展到反讽阶段时，球迷开始将这两种表演空间相融合。一方面，是将日常文化语境中的需要带入竞赛空间内。另一方面，球迷表意行为进入生活领域，人们需要“球迷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身份再次确证以此活动认同。
在转喻阶段，文本接受者意识到文本与“我”有关，依据文本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进行宏观上的联系，但文本与生活语境之间的相关性依然具有程度上的不同。转喻阶段所产生的宏观联系，更加靠近文本确立的价值要求，它与具体生活语境的距离依然较远。提喻阶段，文本与接受者的文化诉求达到某种偶合，二者虽然表意形式不同，但在文本意义解释的方向上趋于一致。到反讽阶段，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碎片化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之中，以此满足文本接受者们在不同文化场景下的实用意义。
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也称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对体育有不少有意义的论述。艾柯曾经批判沉迷于对冠军的渴望会成为日常体育锻炼的“神秘替代”。体育本可以让参与其中的人身强体健，但对冠军的意义的无限追求，使得人们并不能完全从体育运动中获得力量，只追求力量的象征，从而脱离体育运动最有价值的意义。通过将竞赛结果与文本外部文化评判相连，文本内部所建构起的价值被消解，竞赛文本多维意义与价值原则被简化为竞赛结果。这种被艾柯批判的阿巴加诺的锦标主义思想，是体育竞赛观众在体育文化发展到转喻阶段的特殊表现，即在该阶段，观众解释比赛就依靠比赛结果，将比赛结果直接与竞赛文本外部的整体文化语境相连，通过宏观的文化语境判定文本的意义，如胜负与国力国威、阶级荣誉、民族精神与人对力量的追求等。它还没有完全构成反讽阶段的意义冲突。
我们可以把“外部观看”与“内部参与”，看作体育竞赛的两种不同文本形式，二者也不一定需要有个高低之分。外部观看与内部参与，这两种文化表意形式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本，虽然都可以被统称为体育。参与运动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解释形式，解释演绎的是竞赛文本所要求的规则和战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表演”。而观看行为所解释的文本是“他者”所演绎出的比赛文本。尽管艾柯对体育参与者的要求不免有些严苛，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体育迷都可以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就如同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位文学爱好者都会写作，但我们却不得不对这种“漫谈式的参与”保持警觉，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体育文化意义的倒置，将强身健体的功能置于末位。
“体育实际上是一种对自然‘改造取效’的实践意义活动，它在强健身体的指向上是透明的……而游戏在这个指向并不透明，这保证了游戏的原有特色。”⑰ 体育竞赛本身具有强身健体的透明指向，那么球迷的活动的指向并不透明。表面上球迷活动是以球队支持者“第12人”身份进行，目的是帮助球队获得胜利，与文本保持相同的意义方向；但随着球迷文化的迅速扩张与日常生活空间的融合，“足球不仅是简单地在周六或周日下午的90分钟。它还会在整个一周的对话和媒体分析中被播放和重新播放”⑱。球迷通过谈论、使用文化符号，创造出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正如涂尔干指出的那样，群体创造图腾符号作为他们自己的代表，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崇拜图腾来崇拜已被人格化的自己。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