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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证实了这一概念化区分的必要性：首先，人工智能态度的各层面、各维度之间只存在低度到中度的统计相关；其次，个人体验与社会认知两个层面的态度受到自变量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公众在个人—社会层面与人工智能的心理距离可能存在差异：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在个人层面对于人工智能持有积极态度，同时在社会层面认可人工智能在取代劳动机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等方面可能带来的损害；然而，他们可能会审度和区分这些风险之于自身和他人的影响——社会层面可能主要是承担这些风险，他们自己则有能力应对挑战。

　　最后，本文也探索了媒体接触对于人工智能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上网时长正向预测对人工智能的情感、行为倾向与风险认知。但如果专注于在网上接触新闻，只会对收益认知有所帮助。而传统媒体（电视）新闻消费会负向影响对人工智能的行为倾向、收益及风险认知，这可能源于电视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更强调冷静审思与监督框架。概言之，过往基于“社会技术想象”概念的研究尽管考察了政策、媒体与公共话语对于人工智能担忧或期待的宏观态度，但本文的分析提示需要从微观层面系统考察包括媒体在内的多元因素对于公众人工智能态度的复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