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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基于“传播是心与心的意义交互”这一主体哲学根基，主流传播学倾向于将没有心灵实体的人工智能视为中介、讯息渠道与工具。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与大模型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角色正发生根本性转变。综观既有的智能时代研究范式，其核心分歧均聚焦于对“技术本质和角色”的理解——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性。与早期研究相比，学界在人机关系的核心观点开始趋向一致，即不再将技术视为“他者”，共同推崇“人机共生”范式[1]，普遍承认人工智能逐渐显现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承认并非指其拥有了人类的生物意识，而是指在传播实践中人类能感受到的人工智能的自主性、适应性及人工智能作为社会互动行动者的能力。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首先源于其在交互中呈现的“意向性”。以生成式AI为例，随着算法技术的进化，生成式AI已经具有强劲的自主传播能力，可以视之为大模型时代的“交互主体”[2]。这一角色转变源于“来源能动性”与“语言主体性”[3]，前者意味着在生成式AI的语境下，生成式AI不再是对人类指令的一一映射，而是能够在海量数据训练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意见”；后者则体现在AI对符号系统的熟练运用上，其能在对话过程中成功塑造自身的主体性形象，建构出“拟人化”特征，从而在与人的互动中建立起某种基于信任或依赖的准社会关系。
在符号层面互动的基础上，人工智能的主体性还体现在通过具身的方式向物理世界与环境感知维度延伸。从身体哲学的视角出发，具身智能主体性的本质特征是“延伸—断裂—重塑”，即AI不仅是人类感官与知觉的“延伸”，更通过数字化媒介打破了感官与自然经验的同一性，最终通过人机交互形成新型具身关系。[4]“空间智能”便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关键概念，其作为人机交互中缺乏的中间态“接口”，能够重新配置“人—机—场景”的关系，通过推动AI的具身化与虚实场景融通，催生了以具身行动为核心的“空间传播范式”[5]。在这种范式下，AI成为能够感知环境、理解空间并与人类在物理和虚拟空间中“共在”的实体。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深度嵌入性。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具有鲜明的情境化特征，其每一次互动都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与技术逻辑中展开的。AI既能够自主塑造行动能力，又受限于社会、技术与物质构成的外部网络，这种嵌入性和与外部的连接进而催生了涵盖多物种的“跨人类传播”新图景。作为新型传播节点的智能体，已全面搭建起人与物的传播桥梁，实现了物理、数据、情感与生态互动的综合交互。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跨人类传播”范式，将人类与机器、物体、生物等非人类实体纳入同一复杂传播系统，主张重构传播学的主体边界。由此，意义生成不再是人类专属，而是人、机、物协同作用的结果。但需明确的是，承认非人类实体的能动性与内在价值，并非将人类与机器等同视之，而是要在“共生”与“差异”的框架中寻求多元主体的动态平衡。[6]
在以往的人机情感研究中，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CASA）范式多占据主导地位，该范式认为人机互动的本质是人类将人际社交脚本迁移至机器，无意识地对其进行拟人化投射。然而，随着大模型展现出其主体性，CASA范式已难以解释当下的互动实践，学者们开始转向承认机器具有“异质性”的“媒介作为社会行动者”（MASA）范式。在这一范式下研究人机情感实践，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追求机器情感的生物学真实性，而在于接纳人机情感的“异质性”，通过构建“数码情感”共享认知域，在宽容误解与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跨物种的情感共鸣。[7]
在此基础上，相关实证研究更加聚焦于人机情感的生成机制和交互过程。研究发现人机情感的生成机制并非表现为单向的心理投射，而是一个充满能动性的动态博弈过程。一方面，针对既往人机情感研究中机器“面目模糊”的问题，通过对小红书“人机恋”社群的考察发现，用户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社会技术想象主动赋予机器以“面孔”。在用户的话语实践中，机器被建构为具有“独特性、善良底色与不完美”的主体特征。用户更通过主张“爱是不被定义的”，积极争夺情感定义的权力，构建出基于平等尊重、默契暗号的“双向奔赴”新脚本。[8]
尽管人机情感交往展现出巨大的连接潜能，但学界对其潜在的伦理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主要集中在主体性迷失与情感真实性的消解上。以Sora为例，智能情感本质上是技术雕琢的数字人工物。当其进入交往场域，可能引发鲍德里亚式的“拟像”危机，即人类情感脱离原初体验与社会结构，沦为可计算、可操控的符号体系，导致现实中“流动的亲密关系”更加脆弱。[10]此外，用户可能对AI产生过高的“类人”期待，一旦遭遇机器的“失控”或“失智”，便会引发深刻的AI焦虑。对此，人们需要养成“积极的智能人格”[11]，即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人机关系，以此来打破互动的权力失衡，重新掌握人机交往的主动权。
从“连接”到“生成”、从“信息中介”到“认知代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引发了媒介权力的深层转移与舆论治理范式的重构。AI搜索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信息获取从“以人为主的博闻强记”“互联网搜索辅助的信息寻求”走向了“大模型赋能下的人智协同”阶段。[12]媒介权力正从传统的推荐算法平台向新型生成平台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运作逻辑发生了质变：在生产环节，信息从线性的流式变为离散的点状；在分发环节，平台从提供选项变为直接生成唯一的结果；在消费环节，权力从云端下沉至终端。[13]这种“内容代理”机制使得算法不仅决定了用户看什么，更通过隐形的议程建构与价值定义，预设了用户的认知边界。
当个体的认知重构汇聚到群体层面，舆论生态便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与自组织特征。如今，大模型已从单一工具属性转变为舆论场的行动者和结构性力量，催生了“人—机—机”的新型传播链条。虚拟意见领袖与自主对话系统的介入，使得传播主体边界模糊，舆论场面临“超级信息茧房”与“模型崩溃”的风险，这导致公共信息的同质化与优质内容的稀缺。[15]与此同时，智能交互也在重构文化的生产与想象机制。人机交互界面正从强调操作性的“技术界面”转向体现文化介入的“文化界面”[16]。这种看似赋予用户主体性的交互背后是机器通过对主流文化符号的再生产，这可能固化了特定的价值隐喻，导致社会主流文化失去整合功能，文化认同趋向碎片化。
面对智能传播时代数据、推荐算法、AIGC协同运作带来的超级传播力，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由此带来的风险。[17]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当下舆论生态治理时间被极大压缩，治理需要与技术协同进化，传统的“控制与规制”治理范式已难以为继，转而需要从“关系建构”入手。换言之，舆论治理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封堵，而是关注个体与社会的动态回应性，并根据人机关系类型个性化定制调节策略。治理逻辑上可以通过“算计”与“赋值”实现双路协同：“算计”路径利用技术手段提高风险识别的效率与可预测性，“赋值”路径则强调通过制度化的价值编码与文化敏感的语境适配，以进行意义共建与价值引导。[18]
在历史向度上，研究多致力于从中国新闻史中提炼理论内涵。中国成立之初便将新闻宣传作为重点工作，建党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人身兼党史书写者与新闻事业开拓者双重身份，通过《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构建红色舆论阵地。在这一过程中，党逐步确立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群众路线，形成了坚守党性、追求真实、富于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理论特质。[20]与之相伴的是理论载体的不断演进——从党报发表党的新闻工作文章，到编印新闻通讯刊物，再到转型为规范的新闻学术期刊，这一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不仅见证了新闻理论研究的制度化，也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本土环境中的创新与发展轨迹。[21]
在现实维度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亟须标识性概念的确立。基于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交融，中国新闻学已凝练出三大核心标识：“新闻舆论”标识了新时代新闻事业的定位；“党媒”标识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主体；“媒体融合”则标识了发展手段与目标相统一的趋向[22]，这三大概念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面相和本质特征。基于上述成熟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得以展现出强大的时代解释力，以应对数智时代的整体转型挑战。
一方面，需要对核心范畴进行时代化阐释与方法论创新。面对算法推荐与虚拟现实的冲击，通过引入“数字事实”“数字时空”“数字反映”和“数字阶级”等新概念[23]，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解释半径。同时，针对“理论阐释充分而实证研究不足”的传统困境，已有研究开始引入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解构为党性原则、人民中心、新闻规律、正确舆论四大维度，初步建立了测量体系。未来还应进一步结合纵向研究与跨文化比较，以实证数据确证其理论内涵与自主知识体系的解释力。[24]
另一方面，是技术变革下对“新闻与人”关系的深刻思考。数智技术引发了新闻语义的变迁，使其从传统强调媒介中介属性的“交通”向强调生存属性的“新闻世界”转变。在“新闻世界”中，新闻对人时空的占有从有限变为全面，关系从独立变为嵌入，人面临着被技术和资本遮蔽主体性的风险。[25]因此，数智时代中国新闻学的转型必须坚守“以人为本”的底色，通过构建以“职业新闻与非职业新闻”“日常生活新闻与非日常新闻”“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为统一对象的更全面的新闻学体系[26]，在技术浪潮中捍卫人的主体地位，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的价值回归与创新。
首先是主张“返本”以“开新”的史学进路。这一进路坚持唯物史观，主张“返本”并非复古，而是重返历史现场，从中挖掘本土传播的实践与观念；“开新”则是运用跨文化比较、田野调查等现代方法激活传统，构建本土理论，避免传统资源的“博物馆化”[28]。其次是主张“心传天下”的哲学进路。不同于史学进路的实证倾向，该进路致力于回应“何谓传播”的元问题。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根植于马克思“感性意识”与中国“心性论”的“心”为动力源，以“传”为过程，视传播为融“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于一体的“心事实践”，而非单纯的信息位移；以“天下”为归宿，构建体现“民心集合”的集体精神秩序。相比于西方主客二分的传播观，该进路更关注共生与文明互鉴，主张以“诚明”和“正命”为原则[29]，解决人类精神交往的根本困境。
在宏大理论建构之外，学界还通过具体的实证阐释，展示了本土传播资源解释现代问题的强大潜力。如通过对阳明士人“讲学”的研究，学者提炼出“友伦”这一传播支点，发现阳明心学推崇真实主体间的面对面交谈，这种基于平等的“公共阐释”不仅凝聚了道德共同体，更为现代原子化社会重振人际交往与构建新型公共领域提供了启示。[31]又如，通过对“沟通”概念的考据，有学者发现其本土根隐喻是“水”，蕴含“因势利导”与“顺势而为”的智慧，与西方源于战争隐喻的“沟通”存在本质差异，展现了儒道互补的独特传播观。[32]此外，关于春秋“弭兵之盟”的国际舆论研究[33]、关于“隐恶扬善”的伦理分析[34]，均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本土传播学的解释力与理论厚度。
主流媒体的变革由来已久，呈现历史性的发展脉络。从生态学视角审视，这一演进历程可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是“模块化的有机生态”。变革主要在微观管理层面，旨在摆脱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通过“四级办台、报”的条块分割实现内部资源优化，行业边界相对封闭。第二阶段（1994-2022年）是“结构化的异质生态”。互联网的介入打破了行业边界，外部竞争加剧。主流媒体通过组建报业集团、设立融媒体中心向扁平化转型。第三阶段（2022年至今）则迈向“系统化的数智生态”。在AI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变革走向跨部门协同的网络型结构，以构建连接信息服务与社会治理的数智生态系统。[35]这一过程折射出技术革命、市场转型与政治逻辑的三重张力，标志着主流媒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协同的转型。
由此，在“系统性变革”的语境下，主流媒体的功能定位被赋予了全新内涵，即媒体职能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应仅仅停留于发布新闻的信息中介，更应跃迁为赋能社会治理的综合服务平台，即数智社会的神经系统。[38]这一转型的核心目标，在于确立主流媒体在数智时代的权威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主流媒体”的核心标准是意识形态代表性、体制机制权威性与社会影响有效性的统一，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最终指向是保障与巩固其“主流”地位的“名实相符”[39]。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落地，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与分发机制正在经历从“工具辅助”到“主体协同”的质变，传统新闻“选题—生产—分发”的线性价值链正在被解构。在具体操作层面，当下智能体已从单纯的工具升级为媒体工作的“协作者”，在生产端参与素材采集与初稿生成，记者转型为最终把关人；在分发端，AI搜索与数字人技术实现了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精准触达与情感交互；在媒体组织端，智能体能够同其他智能体、算法程序进行信息交互，多智能体的组合排列能够模仿人类主导的媒体生产与分发工作流，形成智能媒体工作流的应用场景。[41]这种“智能媒体工作流”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的边界。目前调研显示，部分媒体在基于AI大模型技术之上的内容生产较多，传播产品制作以及构建自主可控的传播平台方面实践尚少，但整体技术采纳意愿强烈[42]，其应用场景正由点及面逐步铺开。
其二，作为行业系统的新闻业要强化顶层设计，优化“纵横贯通”战略布局，实现不同层级媒体的资源集约。纵向上，省级媒体强化技术底座支撑，市级媒体推进集团化集约运作，县级融媒体则通过体制机制松绑，如实施公益二类管理，激活造血能力[44]；横向上，理清综合性与专业性媒体分工，避免同质化内卷，并推动内容、渠道与人才的内外宣一体化部署，构建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大主流舆论场”，以回应数字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45]
一方面，面对来自平台与算法的挑战，主流媒体需完成从“被动适应”到“共生融合”的关系重塑。随着传播本质从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演变为社会化的交往行为，算法技术构建的“可见性”机制重塑了媒体的生存环境。有研究揭示了平台算法对不同层级媒体的非均衡影响，即中央级媒体在算法池中拥有保底可见性，但县级媒体却面临严重的“隐身”威胁，这导致了相关主流声音的传播阻滞。[46]面对这一困境，单纯的内容生产改良已失效，必须进行底层逻辑的“脱域融合”。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以“平台社交属性”为参照，借鉴互联网平台的运营逻辑，建立“数据化与自我优化机制”及“内容定制化机制”，重构用户连接。[47]
在处理与商业平台及社会“自媒体”的关系上，学界普遍认为应从对抗走向共生。商业平台的流量逻辑往往会对主流媒体的公共价值形成挤压，导致“价值生态位失衡”。为此，主流媒体需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价值链重构，实现共建AI底座的技术融合、拓展短视频等形态的内容融合，以及将主流舆论引导力注入商业流量池的价值融合。[48]对三孩政策传播的实证研究佐证了这种共生关系的可行性，该研究指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存在“跨阶段议程设置”的协同效应——主流媒体主导议题框架，“自媒体”作为中间层提供情感共鸣与反馈，二者共同推动政策的传播与舆论生态的构建。[49]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需从单纯的信息中介向社会治理结构深度嵌入，解决变革的“价值”问题。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主流媒体必须重建其经济基础，获得“特许生产资料”，而数据与智慧城市运营权便是数字化时代新的特许资源。主流媒体应摆脱对单一广告营收的依赖，通过“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重新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中，通过打造智慧媒体、智慧政务与智慧城市运营平台，将媒体建设成为城市运行的超级入口与大脑。[50]这种深度嵌入不仅是经济考量，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治要求。在对县级融媒体的研究中发现，媒体参与乡村治理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一环，相关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媒体的建设投入，更强调民众对媒体服务与引导功能的实际获得感[51]，这体现了“引导群众”与“服务群众”的辩证统一。
既有的数字劳动研究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倾向于从批判角度出发将平台算法视为对人的“深度殖民”。有学者结合媒介化视角，提出了“媒介化装置”的机制解释概念，即一种涵盖微观规训、中观分化与宏观重构的制度化实践，通过“嵌入—反嵌入”的双向机制——即劳动实践深度嵌入技术的同时，劳动者被从传统社会关系中剥离——揭示了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技术政治力量，如何从根本上重构当代的生产关系。[53]这种结构性批判有力解释了短视频中的“数字童工”现象，即商业逻辑异化代际分工，导致儿童供养家长的价值倒置与主体消解[54]；同时也揭示了电商主播在“数字化亲密感”下的身心分裂，在资本与欲望双重逻辑下，面临高强度情感卷入与认知撕裂。[55]
一方面，在平台“下沉”的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对算法逻辑形成了有效对冲。当下，县乡微资产者已成为中国平台崛起的内生动力，在其建立的劳动关系中，技术和市场的渗透程度尚不完全，相反，平台往往需依托“能人”下沉，利用亲缘、地缘关系形成灵活雇佣、人情约束下的松散管理及“逆差序格局”[56]。同时，“家庭”成为对抗算法原子化力量的重要韧性机制。不同于西方强调个体化的零工经济，中国县域劳动者展现出独特的“数字化生计”策略：他们将“家”的逻辑嵌入平台，劳动并非纯粹被剥削的过程，而是为了实现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家庭再生产”目标的主动选择。[57]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策略，不仅缓冲了算法的不稳定性风险，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阶层流动的家庭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从主体性视角审视，数字劳动并非单向度的支配，而是充满张力的动态过程。以代驾司机为例，研究发现“数字公平”并非静态的技术设定，而是劳动者在技术约束下，通过规则调适、情感感知与关系协调等实践建构的动态结果[58]，这体现了从“平台支配”向“劳动者协商”的视角转换。同样，在对乡村女性主播的研究中发现，尽管面临被算法驯化为“免费劳工”的风险，她们仍展现出“流动的主体性”。利用短视频赋予的媒介可见性，乡村女性积极地在新时代独立女性与传统零工的身份缝隙中，寻找自我表达与社会认同的空间，实现了对技术规训的微观抵抗。[59]
首先，在微观层面，研究聚焦于“作为情感容器”的媒介物。面对流动的数字生存，个体倾向于在具体的物质实践中寻找确定性。“寄生媒介物”便成为记忆书写的新载体，有学者敏锐捕捉到手机壳这一物件，指出其作为依附于手机与身体之外的第三重媒介属性，如何在“在手”“上手”之外的“复在手”阶段完成承载特定时空和人际关系的记忆书写。[60]与之类似的，“慢技术”的复兴亦体现了对加速逻辑的抵抗，拍立得的再流行就是其代表，其显影的延迟性与物质的独一性，构成了人们对数字影像即时消费逻辑的反叛，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承载个体情感对抗社会加速的物质中介。[61]
其次，在中观层面，研究关注“作为媒介景观”的怀旧叙事。怀旧情感在数字场域中已超越单纯的个体回忆，被批量生产为一种特定技术符号建构的“拟像”，实现了从个体认知到集体共鸣的转化。从生成机制看，有研究验证了“个体认知—集体记忆—情绪共振”的媒介景观生成路径，认为只有当集体记忆触发了全网的“情绪共振”，个体认知才能最终演化为宏大的媒介景观。[62]从呈现形态看，怀旧表现为不同的文化面向。一方面是审美的回潮，如“千禧怀旧”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与大众合谋的“气氛美学”，旨在重构数字时代的感官体验，同时也是资本避险与代际情感共振的合谋[63]；另一方面是历史的哀悼，以天涯社区的关闭为例，研究指出这种怀旧是对中国早期互联网“草根精神”与“乌托邦气质”的集体缅怀，折射出人们对当下高度商业化与算法化网络生态的反思。[64]
最后，在宏观层面，研究审视“作为记忆底层”的基础设施权力。当下，人工智能与云存储构成了新的“记忆底座”[65]，但这个底座并非具有中立性。对此，有学者提出的“数字记忆时钟”概念极具批判性，指出平台资本通过算法阈值、价格梯度与物理湮灭规则，不仅掌控了数据的生命周期，更掌握了决定记忆存续或“加速遗忘”的时间权力。[66]这警示我们，云端技术在重塑人类记忆生态的同时，一种更为隐蔽的、由算法主导的“惯常失忆”正在发生。这种基础设施权力的扩张，引发了人类关于记忆主权丧失与“加速遗忘”的深层本体性焦虑。
面对这一“高压”的媒介环境，青年群体呈现一种“防御性连接”的生存姿态，这是一种“做减法”的主体策略。向内看，青年个体既陷入了“对抗电子失神”的纠缠[69]，又形成了“数字囤积”惯习——以“一键收藏、只囤不看”的微抵抗来应对信息过载与精准投喂，体现了人与技术之间“互构—共栖”的复杂关系。[70]向外看，不同于西方“数字断连”的二分法，中国青年发展出极具本土智慧的“疏联”策略。他们在微信等强关系场域中，通过“已读延回”等博弈不断确立着主体边界，在维持差序格局的同时重构了“亲而不尊、尊而不亲”的连接方式。[71]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处于数智边缘的老年群体则呈现出一种“补偿性适应”逻辑，是一种面对匮乏时努力“做加法”的生存策略。研究显示，老年人并非被动的数字难民，他们利用短视频进行“选择、优化与补偿”，展现出“弱势不弱能”的主体韧性[72]，实现了一种数字化的主体适应。然而，这种主体适应在新的媒介技术发展中又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生成式AI的普及，鸿沟正从“接入障碍”向“提问沟”转移。因认知图式不匹配而难以与智能系统有效对话，构成了数智时代老年群体“想适应却难交互”的新媒介化生存困境。[73]
在“国际传播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要超越二元对立的冲突逻辑，确立“文明交往”与“全球共通”的新范式。针对将国际传播异化为意识形态对抗工具的西方视角，“文明范式”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论阐释。该范式主张将传播本体回归到“文明”的演进与融合，从时间、空间、主体、媒介四个维度，将传播重构为不同文明形态在互动中生成新意义的过程。[75]其逻辑起点是“文明交流互鉴”，这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的本质在于维护文明多样性，而非寻求单一霸权。[76]与此同时，面对全球风险社会，必须寻找“全球共通”性[77]，即不再将国际传播仅仅定义为信息的单向投射，而应视为一种寻找人类共同价值、解决共同问题的“连接性实践”，这标志着传播本体从“说服”向“共情”与“共生”的深刻转变。
在“自主知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层面，其关键在于实现知识生产的“去依附”与“全球南方”视角的引入。一方面，要实现知识来源的主体性回归。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知识版图仍存在依赖西方概念迁移的现象，构建自主体系必须立足于古代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事实与中国的百年对外交往实践。坚持以“主体性实践”作为知识生产的源头，才能通过“去伪存真”，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创型概念”，建立独立的知识版图。[78]另一方面，应将“全球南方”确立为关键的认识论视角。“全球南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或经济概念，更代表了一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叙事的反思与修正。引入这一视角具有双重战略价值：既能激活南方国家的历史记忆与独立价值观，培育“南方解释共同体”[79]；又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共享的知识联结，共同指向一个更加包容、公正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在“如何具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层面，必须坚持系统论与多元化的统一，以回应数智时代的复杂现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打造需确立系统性的建构路径，通过价值体系定方向、知识体系夯实根基、表述体系强化传播，三者协同发力以形成逻辑闭环。[80]同时，在“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外，引入并构建起极具解释力的“三元宏观理论框架”。“后民族主义”这一范式敏锐地捕捉到数字时代个体、企业、智库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凸显，强调关注个体在传播实践中的重要性[81]，不仅还原了国际传播生态的多元全貌，也为打造一个既具本土主体性又具全球适配性的自主知识图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化，智能技术不仅加速了全球信息流通，更推动着国际传播秩序的重构。长期以来，国际传播研究多侧重于软实力的文化维度，相对忽视了作为物质基础设施的媒介技术。回顾过去，中国互联网曾被视为走向世界的通道，但在过往的发展过程中陷入了国内闭环的“内卷化”，其作为全球联接基础设施的潜力尚未完全释放。[82]而当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内核已由传统的光缆基站演变为数据、算力与算法三大要素。其中，数据与算力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资源，算法则主导着信息的采集与分发，强化着国家行为体在信息空间的控制力。这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传播竞争逻辑发生质变：不再局限于话语权与意义输出的软性争夺，而转向了对算力霸权和数据主权的“硬权力”争夺，传播秩序呈现明显的“泛安全化”与“武器化”趋势。[83]
在AI基础设施之上，平台化社会的来临导致国际传播场域发生了从“领土主权”向“平台空间”的结构性位移。跨国数字平台开始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中介，它们通过跨境数据流动、媒体文化生产与全球信息交往，构建了一个跨越国境的“平台社会”。这一新秩序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跨国平台整合了全球文化生产网络，使原本边缘化的地方文化得以转化为具有流通价值的“第三文化”，为非西方文化的全球突围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传播规则的制定权正从主权国家部分转移至平台企业手中，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并存的复杂空间权力结构。[84]
更为关键的是，AI技术的深度介入重塑了国际传播主体格局，使得算法成为具有隐蔽意识形态属性的“准行动者”。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审视，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虽通过“算法转译”降低了文化折扣[85]，提升了连接的可及性[86]，但实证研究表明，生成式AI在内容生成中往往隐蔽地再生产开发者所属国的主流价值观，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87]同时，在国际认知战的前沿，社交机器人作为“计算宣传”的载体，通过制造“虚假热度”与“人造共识”来诱导受众认知。这种“机器行为”不仅加剧了数据殖民主义，更模糊了真实民意与虚假信息的边界，将国际传播推向了以认知干扰与心理操纵为特征的智能化对抗新阶段。[88]
受20世纪中叶西方传统范式的影响，我国国际传播长期以来以“效果”评估为导向。但在数智时代与全球化深度调整的双重语境下，“效果”这一静态、单一结果导向的评估体系已难以适配发展中国家的在地经验与AI技术带来的渠道融合现状，国际传播需向动态、全过程、系统性的“效能”评估转向。[89]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包含“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驱模型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体系，强调对国际传播全链条的动态追踪与系统评价。[90]这标志着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从单纯关注物理层面的覆盖范围，向深层心理层面的“价值认同”与“能力建设”转变。国际传播效能核心并非只是单纯的技术指标优化，而是能够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成双重互动逻辑。[91]
首先，在效能范式的指引下，国际传播交往实践要聚焦国际传播的主体传播力。当下，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呈现“下沉”与“纵深”态势，传播主体正经历从“中央独唱”向“央地协奏”的结构性变迁。地方媒体凭借其独特的“在地性”，在化解西方对央媒的刻板印象方面具有天然优势。[92]然而，面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同质化竞争，必须重塑“在地性话语”，即规避对国家宏大叙事的简单复刻，转而致力于通过故事化转译与全球价值对接，将独特的“地方资源”转化为具有跨文化感召力的“全球故事”，从而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中实现差异化的功能补位。[93]同时，主体传播力的提升不仅在于“谁在说”，更在于“说什么”。针对当前国际传播内容供给过度偏向传统符号而忽视聚焦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的“结构性失衡”[94]，必须推进内容供给侧改革，通过多元主体协作重构传播力，塑造更加真实、立体的国家形象。
其次，国际传播的交往实践还要关注媒体引导力的重心转变[95]——从“信息灌输”转向以“互动”为秩序的关系网络重构。随着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公共外交的主战场，国际影响力不再源于对资源的垄断，而取决于在散在式、日常化的互动中建立的情感连接。[96]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心智”的概念至关重要。以TikTok用户向小红书的“网络迁徙”现象为例，跨文化交往的本质已超越内容流动，演变为寻求“被看见、被尊重”的双向共鸣。平台的人格化特征与平等的对话机制，构成了留住海外用户的关键。[97]这意味着媒体引导力必须超越流量思维，转向对数字交往关系的深耕。此外，出海网红作为连接个人与国家的柔性节点，在构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方面独具优势[98]，要将其纳入整体战略格局，在平衡商业化与文化真实性的过程中，赋能民间及个体的中国故事讲述。
最后，国际传播交往实践要落点在受众影响力的转化上。在数字文化出海过程中，数智技术为中华文化的全球抵达提供了新动能，但也面临着“技术折扣”的挑战。传统文化依赖具身在场的仪式感，而数字媒介的“离身传输”可能导致其韵味的流失。[99]对此，动画电影《哪吒》的成功经验表明，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的递进模型，通过多模态符号转译与趣缘社群互动，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技术的离身缺陷。[100]与此同时，对于微短剧等新兴数字文化出海形态，还需警惕其沦为一种“共鸣代偿”，即受众仅以浅层情感宣泄取代深度的文化理解，借由情感偶遇构筑“一次性文化认同”。这种基于“东方奇观”的消费热潮若不加引导，可能加固自我东方化的刻板印象。[101]因此，未来的数字文化出海需关注文化流动中的“居间性”，通过“话语间性”激活文明对话、“主体间性”生成情感信任、“情境间性”重构感知结构，从而规避文化误读，确立一种更有温度、更具韧性的文明交往新范式。[102]